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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岸学者议纪录片《过台湾》:展现两岸“同文同种,血脉相依”

时间:2020-10-21 09:41:44 | admin:姜化京:宁愿走得慢,也要活得久一点 浏览量:9172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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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山里的支教老师:我愿一辈子“作秀”

  杭州小伙杨明放弃丰厚收入,支教贵州山区11年;走遍黔西30多个村落

  毕节市黔西县,贵州西北部的大山里,天亮得迟。

  清晨六点,杨明从宿舍里走出来,睡眼惺忪地去洗漱。昨晚,他又熬夜工作到了一点半。过往十余年,这是他工作的常态。

  这是杨明来支教的第11年,从青砖瓦、木窗户的简陋校舍到明亮开阔的学校,杨明也终于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宿舍。

  长达几年,杨明都住在教室里,一张折叠床,一床被子。后来教室被用作食堂,杨明就搬到楼梯一个角落的储物间,不足五平米。因为电网改造,学校经常停电,杨明就点着蜡烛工作。他送学生回家,村民留他过夜,他吃遍了百家饭。

  11年来,杨明走过了上千公里家访路,30多个村落,“在黔西的地图上如果标注我住过的地方,可以画出个夏夜星空图来。”

  黔西几乎没有人不认识杨明。头几年,学校的师资力量弱,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,经常就工作到后半夜。

  也因此落下了一身毛病。因为低血糖,说话太久会头晕无力,他随身会携带糖果。颈椎、腰椎、膝盖也都出了问题,但他始终都不肯去医院做检查。

  近几年,因为媒体报道,杨明遭受到一些质疑,“是不是在作秀?”“有什么目的?”当时,杨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,他觉得有非议很正常,“一两年是作秀,十年八年呢,我可以一直作秀做下去。”

2009年,25岁的杨明(右一)随爱心支教团队前往贵州支教。

  杭州“爸爸”

  周末的工作依然繁忙。快到傍晚,杨明不停看时间,因为晚上,他要去陪“儿子”看电影。

  杨明来到“儿子”王小告(化名)家里,刚一敲门,一个胖乎乎的男孩跑着来开门,喊了一声“爸爸”。他盼这天盼了好久,爸爸要带他去影院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。

  小告今年十岁,是杨明班上的学生。八个月大的时候,在外务工的父亲不小心从三楼摔下来,过世的时候才二十三四岁,母亲后来也改嫁了,是爷爷奶奶把他养大的。家里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的遗像,小告对于父亲只有照片上的模糊记忆。

  杨明在一次家访中了解到小告的情况,他主动跟孩子爷爷说,“要不把你家孙子‘送’给我吧”。小告爷爷特别高兴,对小告说,“现在你终于有爸爸了!还是一个老师爸爸。”

  没有一点犹豫和羞涩,小告冲着杨明就喊了一声“爸爸”,就像是已经偷偷练习过很多次。当天正好是小告十岁的生日。

  他买了乒乓球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小告,还给小告和自己买了套一模一样的亲子装,“孩子需要父亲,我也有一种当爸爸的幸福感。”

  这是杨明第二次看《我和我的家乡》,“在里面好像看到了自己,每个故事都很有共鸣。”朋友和亲戚看完电影,立刻就发消息说,看到范伟扮演的那个支教老师,就像看到了杨明。

  1990年代初,杨明在杭州萧山的农村里上小学。学校由老祠堂改建,青砖瓦房,木窗子,和电影里一样,“时代变化太大了,我在家乡已经看不到童年的影子,但是在贵州的大山里,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。”

  来贵州支教11年,杨明的杭州口音没变,长相倒是越来越像一个贵州人,肤色黑了,头发白了,皱纹多了,身高一米七二的他体重也从一百二十斤瘦到现在的一百零几斤。他认了不少干儿子和干女儿,以前每个月工资只有一两千,除了自己吃住,他基本都花给了学生,买文具、辅导资料、衣服鞋子。

  在黔西地区,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,大多数孩子读完九年义务教育,就辍学去外地打工。2018年,杨明在观音洞镇景山小学教书时,得知苗族村寨里贫困学生杨志远(化名)学习成绩很好,但是父母没有钱支付高中学费。初中毕业后,父亲想让他出去打工,他不忍心给家里添负担,决定放弃中考。

  杨明来到杨志远家,决定资助他上高中。

  如今,杨志远在黔西县世杰中学念高三,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。压力大的时候,他就给杨老师发微信。三年来的家长会,签的都是杨明的名字。在杨志远心里,“杨老师是除了父母之外,对自己最重要的人,早已把他当做了父亲。”

杨明在家访的路上。

  上千公里的家访路

  今年5月,杨明从黔西坪子小学被调到黔西县新建的锦绣学校。这是一所为易地扶贫搬迁子女建的学校,帮助1650名易地扶贫搬迁子女实现就近上学。

  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,父母在外打工,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杨明每天给孩子们上完课再送他们回家。

  这是杨明来贵州支教的第六所学校,有70多位老师,几乎都是本地老师,平均年龄也都在32岁左右,“像我这样36岁的算老的咯,比我大的应该没几个了,”杨明笑着说,被晒得黝黑的脸上皱纹很深,“甚至有人问我你是不是70后的。”

  2008年,24岁的杨明大学毕业,从重庆回到杭州。对外汉语专业的他在当地一家外贸公司工作,月薪过万,还被公司派驻迪拜,在亲戚眼里是事业有成。

  但杨明不喜欢,“收入再高也没用”。2009年,瞒着父母,杨明随着一支爱心支教团队来到贵州。

  杨明还记得第一次到贵州的情形,路途格外遥远,没有高速,从贵阳到黔西大巴车走的是一条老旧的公路,沿着大山,一路颠簸。进入农村后,就像在坐船,摇摇晃晃地开着,车后能扬起一大片尘土。直到天黑才到了黔西县金碧镇瓦厂小学。

  杨明被眼前的一幕震撼。2009年,这所小学却像是被时间封印在上个世纪90年代。古老的砖墙,叮叮当当的敲钟声,“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有电铃了。”学校有将近三百名学生,高原红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双稚嫩明亮的双眼,年龄看起来比城市里的小学生要大些,他们对远道而来的老师充满好奇。

  邹安权是瓦厂小学的老教师,比杨明大十几岁。在他印象里,杨明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小山村支教的老师,“高高瘦瘦的,长得也清秀,一个阳光的大学生。但他一个外省人,不可能在这地方待下去的。”

  杨明也以为,一年后自己就会回到杭州。

  他和同伴租住在路边的一所房子里,只有一块床板和一盏电灯。旁边就是一个牛圈,老鼠经常光临他们的住所。没有办法洗澡,就用毛巾简单擦一下。实在忍不了,杨明就去附近的地下河里洗澡。

  最大的困难是挑水,尽管从小在农村长大,杨明也没有挑过水。吃住的用水要从一公里的地方挑来,山路难走,扁担硌在他瘦弱的肩膀上,疼得说不出话。因为买菜不方便,孩子们经常会给杨明送来青菜和鸡蛋。

  九月初,班里转来一个学生,每天都穿着雨靴,拄着一个长长的木棍来学校,有时候全身都是湿的,杨明觉得诧异。国庆放假前,他就跟着男孩一起回家,一路泥泞坎坷,必须要拄着木棍前行,还要赶走野狗和突然从草丛里出来的蛇。山里的天气时常下雨,一路有很多污水坑。

  没多远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,到家时已天黑。家长看到杨明一脸惊讶,“你是第一个到我们家里来的老师。”

  也是从这时候起,杨明开始了他漫长的家访路。山路崎岖,直线一公里,走起来得个把小时,“一个孩子这头喊一声,那头是能够听到的,但是要上山下山。”最远的一次他走了两个多小时,有七八公里。11年里,穿坏了无数双鞋子,有时候一双新鞋都穿不到半年。

  “附近几十个村子都去过了。走出了一条长征路,这是绝不夸张的。”杨明说。

  杨明的脚上全是伤口,每到冬天,就像冻疮一样开裂,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,用了不少药都不管用。一次他走在家访路上,一个学生的奶奶招呼“杨老师,来我家坐一下。”她拿出一双毛线织的鞋,用方言说“你这个脚皲裂开了,这是冻伤了,你试试我这双鞋。”杨明穿进去,不大不小,非常合脚。温度从脚心向上蔓延。

  一次家访途中,杨明在山上发现了一所无人问津的小学校,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上去。学校一百个学生,只有五六个老教师,还在修建,非常简陋,灯光昏暗,兔子和鸡就在院子里来回跑,旁边有几个孩子看上去年纪很小,在收割玉米秆子。

  这所学校就是杨明后来支教了七年的观音洞镇景山小学。

2018年,杨明在熊洞村家访。

  艰难的选择

  一年后,支教队员纷纷离去。令所有人意外的是,杨明考了贵州省黔西县特岗教师,选择继续留下来,在景山小学教书。

  邹安权也很诧异,“本地老师都没有像他那样走几个小时山路去做家访。一个外来的老师这么拼命,我敢说远近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。”邹安权也选择了景山小学,和杨明继续做同事。杨明会教老师们用电脑,他也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有智能手机和懂英语的人,学校的大事小情都要他来帮忙,他不懂拒绝,经常就熬夜工作到凌晨。

  “现在他头发比我的还白,和刚来时比,简直变了一个人。我们早就拿他当我们家乡人来看待。”邹安权说。

  杨明舍不得这些孩子。

  他记得有一个学生的家,就是一间砖砌的小平房,只有空空的几面墙。家里连一个像样的杯子也没有,就是用塑料矿泉水瓶剪成的杯子。农村房顶高,只有一个吊灯,孩子晚上写作业时光线很弱,一直揉眼睛。在心愿卡上,很多孩子写下“我想要一个台灯”,“我想要一张书桌”,“我想要一盒水彩笔”。

  “其实有的人家不是买不起,但就是没想到,没有这种教育理念。”杨明叹气。

  还有一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,是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带大,在心愿卡上,他们写的是“希望爷爷奶奶能有个按摩的洗脚盆”,“想给伯伯买一件厚衣服跑摩的穿。”

  这些心愿杨明都会帮孩子们实现,早些年做老师时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一两千,但他大部分都花在学生身上。自己的衣服就在淘宝上买几十块钱的,一穿就是好几年,刚来支教的短袖到现在他还在穿。

  除了基础的文化教育,杨明也带孩子们上劳动课。

  农村的原生态茶叶很好,杨明就带着学生们去山上采茶、挑选茶叶,一起做茶,做好的茶叶他在朋友圈卖了几百块钱,五十块钱一两,比村里人平时不加挑选卖的茶叶高十几倍。卖茶叶的酬劳他分给孩子们,大家特别开心。中秋节前,他在网上买模具,看教程,教孩子做月饼和绿豆糕。端午做粽子,清明做茶叶。

  刘廷江是景山小学的首任校长,看到偏僻的小学来了一个年轻大学生,喜悦难以言表,“不要说杭州,就是贵州其他城市来的,我们都很高兴。他和学生们一起吃、一起住、一起玩,还教少数民族的老人识字。孩子们喜欢他带来的那种外面世界的东西,成绩也明显提高。”

  杨明是有机会离开大山的。2012年,他买了考研的教材,想利用空闲时间多学习。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精力,复习的时间很少。

  杨明没想到自己会考上。但第二年,他收到了重庆市委党校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。邹安权和几个老师劝他为自己的前途考虑,去读研,家人也希望他去读研。但学校的领导想留住他。整整一个暑假,他都留在学校里纠结到底要不要去。

  决定去读研的前一天,孩子们红着双眼把留言卡送给了杨老师,上面写着周华健《朋友》的歌词,“朋友一生一起走,那些日子不再有。一句话,一辈子,一生情。”杨明拿着那张沉甸甸的纸,流下了眼泪。

  最后他留了下来。

杨明和黔西观音洞镇景山小学的孩子们。A12-A13版图片/受访者供图

  最大的遗憾是对不起父母

  2000公里外,杭州萧山戴村,杨明的母亲平时种种地,父亲酿酒。两个老人都已经60多岁,日日夜夜想念着远方的儿子。

  刚知道杨明考了贵州特岗教师时,家里人都反对。父母听说贵州农村条件不好,交通不方便,天天给杨明打电话问他那边是什么情况,“还是早点回家吧”。一些亲戚直接问,“你现在能拿多少工资,能存多少钱?”问得他哑口无言。表弟和他说,“杭州七八千块钱工资的工作,如果你找不到,我来帮你安排。”姐姐也不支持,但知道弟弟喜欢当老师,“回来的话你进不去公办学校,私立学校也可以的,或者说哪怕是培训机构都可以,收入都不会很低。”

  但杨明坚定了主意,雷打不动。多年来,他都报喜不报忧。

  平时杨明给父母的钱,老人都攒着舍不得花。姐姐杨飞玲在杭州一家公交公司上班,住在父母的隔壁镇上,方便照顾四位老人。

  去年父亲做结石手术,在医院住了十几天,姐姐杨飞玲日夜守在病床旁。那段日子,杨明内心十分煎熬,恨自己不能陪在父亲身边。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母亲又感染上肺炎住院,杨明因为隔离政策,没能回来。他每天忧心忡忡,难以入眠,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。

  “想儿子啊,每天想,想让他回来,但他做的事情确实有点伟大。”提起儿子来,杨明的父亲声音里满是激动和骄傲。

  五年前,家人开始在媒体报道上看到杨明的故事,看到照片里他满是伤口的双脚和简陋的校舍,才知道这么多年杨明经历了什么。

  也是因为报道,杨明开始遭受一些网友的质疑,“是不是在作秀?”“有什么目的?”杨明觉得有非议很正常,“要是作秀能一直做下去也行。”

  头几年,杨明很害怕参加同学聚会。同学都在企业工作,有房有车,而他还在用第一代智能手机。他感觉自己在一个很封闭的环境里,外面世界发展得太快了,已经跟不上时代。同学说,“在山区你就买辆二十万左右的国产四驱车,性能也不错,”杨明只能尴尬笑笑,“在他们眼里,二十万就好像是个很轻巧的数字,但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。”现在,杨明唯一的代步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。每次聚会结束后,他都有种格格不入的失落感。

  去年,杨明在黔西县买了一个房子,老人把儿子给的钱又给他凑了十多万的首付。杨明贷了最长的期限,每个月还一千多。上个月,杨明把父母接去贵州玩,这是老两口第一次去儿子工作的地方,他带着父母去看了自己支教的学校。

  回来后,父母再没提过让儿子回家的事情,他们亲眼看到了那片大山,理解了杨明。

  杨明的微信名字是“山花”,他期待山里的孩子们像花朵一样绽放,能走出大山,再走回来,拥有多彩的人生。

  距离高考还有七个月,杨明资助的孩子杨志远已经定好目标院校——中央民族大学。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,北京就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,“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”,他要学教育相关的专业,毕业后再回到黔西做一名教师。

  新京报记者 解蕾

【编辑:房家梁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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